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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应为民生所用 政府应加大自主创新主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自己对“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担当何种角色”的看法。 他认为,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应该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无论从WTO的规则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上看,目前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还远未到位。” 邬贺铨列举数据说,2003年,在中国全社会的科技投入中,政府占30%,企业占70%;而同期的美国是政府占31.5%,企业占63%。从这些数据看,在科技投入上,我国企业已经成为投入的主体且已与国际接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远未到位。 “除了通过财政科技经费支持企业研发外,政府在资源和市场配置上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邬贺铨说,“我们曾寄希望于市场换技术,但事与愿违,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将市场拱手让人却使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失去成长的土壤。”他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如何通过政府采购为创新产品提供市场机遇、如何建立公平税负的竞争环境、如何实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助力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优良环境。 以法律手段根治垃圾短信 ——全国政协委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雷震洲: 全国政协委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雷震洲一直很关注对手机不良广告的治理。今年两会,他关注的重点仍是手机服务问题———对垃圾短信的治理,特别是那些采用群发方式、具有很强发送隐蔽性的垃圾短信。 雷震洲表示,目前的管理更侧重于监控已经发送的短信,属于一种事后处理方式,还没有涉及到对处于源头的短信群发器进行有效管理,这就给垃圾短信的出现留下了可乘之机。 “实行手机实名制可以有效治理垃圾短信,同时,还应出台治理垃圾短信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对垃圾短信进行有效遏制。”雷震洲直接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有4.6亿手机用户,我国手机用户每周就能收到8.29条垃圾短信,这些垃圾短信中,又以商品广告、服务类的垃圾短信居多。 “虚假广告、传销信息乃至带有欺诈意图的不良短信对用户造成了骚扰,如果不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遏制,这种骚扰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雷震洲说,“垃圾短信已经造成了社会危害,如何杜绝垃圾短信是一个关系‘民生’的问题。” 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对短信群发的防范目前还存在技术漏洞。据悉,短信群发的具体实施方式比较简单,只要把那些几百元就可以买到的短信群发器和手机相连,就可以按号段顺序或随机发送海量的垃圾短信。这种方式能够成功地“绕”开运营商的视线,而目前,在法律上,对这种短信群发的监管还是空白。 因此,雷震洲建议,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哪种类型的短信不能群发。监管部门也要采取一定的预审机制,从源头杜绝垃圾短信的出现。 加强对通信线路的法律保障 ——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立军: 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立军作为山西省的人大代表参加了“两会”。朱立军告诉记者,保障电信服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通信线路的安全,盗割通信光电缆对电信服务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铜价暴涨(铜价在过去4年内增长了3倍),一些不法之徒利欲熏心,盗割、破坏通信光电缆等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已严重危害企业财产安全、员工人身安全和通信服务畅通。因此,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解决打击盗割通信光电缆犯罪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朱立军认为,目前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盗割在用通信光电缆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量刑较轻。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界定标准有待完善。 目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界定标准有两条:一是造成警情、医疗急救、救灾防汛等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目的的通讯中断导致人身财产损失;二是通信中断影响的用户数和时间达到一定的数量和长度。三是对未遂的盗割行为缺乏认定标准。朱立军表示,盗割在用通信光电缆的行为由于犯罪嫌疑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时,刑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认定该罪未遂情形的客观标准,导致部分犯罪嫌疑人得以逃脱刑事责任的追究。 鉴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适用中存在的不足,朱立军建议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首先,适当提高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量刑幅度,加大对盗割在用通信光电缆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其次,将在通信设施/线路欠发达地区盗割在用通信光电缆的行为列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之一。 第三,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增加对盗割在用通信光电缆未遂行为的客观判断标准,比如嫌疑人携带作案工具,现场挖掘、砍削行为/痕迹等均可以作为认定构成盗割犯罪的标准。 以信息化促和谐社会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电信总经理高同庆: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电信总经理高同庆表示,通信业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公众,他们的需求满足是通信业为之努力的方向。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它将在社会各行各业和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才能广泛应用信息,推动信息消费和通信业的长足发展。 高同庆举例说,新疆全区人口分布不均匀,需要受教育的人分布在各个地区和社会各个层次,但是教育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 此时,将教育者或被教育者物理地移动,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高同庆建议,应利用信息网络构建高效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教育资源,使大家能够在不同地方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在农村合作医疗方面,信息化应用也是一个高效通道,把农村医院和大医院的资源进行有效共享与管理,对偏远农村患者开展远程医疗,能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公正、透明的医疗服务。 高国庆同时强调,“通信企业要真正为民生问题作出贡献,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尤其是综合信息服务能力。要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挖掘和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 他还表示,通信业应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和企业寻求合作,提供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和多元化的服务,真正为民所用,以信息化助推和谐社会建设。 服务三农是职责所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 “不久前的基层调研,让我认识到了农村和农民是多么需要信息、需要通信。”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对记者说。 沈长富表示,通信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信息业务的功能,服务社会,服务农村。 “首先要让农民用得上信息。”沈长富认为,让农民用得上信息,也就是农村基础通信设施建设要跟上,实现农村地区有效通信网络覆盖,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其次要让农民用得好信息,要结合各地农业发展的特点和信息需求,有效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应用,让信息真正成为农民的致富帮手。 然后要让农民用得起信息,要向农村地区提供低门槛的信息化解决方案,让农民便捷高效地使用信息。 “为了真正让农民用得上、用得好、用得起,中国移动目前正着力打造三张网———通信网、营销网、信息网,通过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完善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布局,帮助农民搭建信息桥、走上小康路。”沈长富表示,“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培养新型农民、填补数字鸿沟都离不开通信的普及和信息化的支撑。近年来,通信业已经在农村通信基础设施上作出了突出成绩。” 截至去年9月,农村通信覆盖率达到98.8%,24个省、区、市做到了全覆盖。随着农业经济的持续进步,农民也对通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如何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是通信业的职责所在。 但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沈长富表示,以通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信企业就必须走进农村进行实地调研,要与农民朋友做好互动沟通,真正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使通信信息真正成为农业丰收、农村发展、农民快速致富的推进剂、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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